为什么要把孔子和性连在一起（前言）
发布日期:2008-11-13

的确，几千年来，人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诠释孔孟之道，但是从性的方面来研究的很少。我们现在这么做，其目的在于挖掘孔孟之道人性化的一面，去除封建后世对孔孟之道的篡改，还这些大圣大贤以真面目；同时，也进一步地挖掘中华性文化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使性文化的发展有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研究性文化，是从80年代后期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以后开始的。进行这个大调查，有许多发现，主要发现之一是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性行为、性习俗在许多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例如：认为性是淫秽不洁的，至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性生活方面，甚至在夫妻之间女人也是不能主动的，否则一定是个“不正派的女人”。女人还是要重视贞操，娶了个老婆如果不是处女，总是个疙瘩，说不定就是一个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所以如今社会上盛行“处女膜修补术”。女人如果失身了，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千古之恨”哪！女人如果被强奸了，即使是本人完全没有过错的，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老年人是不应该有性生活的，七老八十了，头发都白了，第三代都那么大了，还想干那个事，真是“老来骚”，如此等等。

这都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好像就是和孔孟之道划等号的，是和封建礼教划等号的，而鲁迅说过封建礼教在杀人，巴金的《家·春·秋》更使人形象化地了解了封建礼教是怎么杀人，于是，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就变成中华性文化、性文明彻头彻尾的对立面，变成摧残人性的一个主要根源。我研究性文化，在所撰写和出版的许多著作中，都是这么阐述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使他处于这么一个地位，例如：中国在汉、唐之际，性文明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两性关系十分开明，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汉武帝听信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那时刚刚推行儒家文化，它对社会的影响还不大。为什么在宋朝中期以后，性禁锢愈演愈剧，一直发展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呢？这是因为朝廷大力推行儒家文化中的“程朱理学”、提倡封建“存天理，灭人欲”的结果。在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歧视妇女呢？因为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什么在宋代以后，女子对贞操讲究到发疯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寡妇断臂”、“乳疡不医”这样的乖戾人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又是儒家文化中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影响。

总之，过去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似乎都是一些历史的消极面，这种理解对吗？我们讲传统文化，我们说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遗产，是好东西啊！尽管其中有糟粕，有消极因素，但是精华还是主要的，不然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为老祖宗而自豪的呢？性文化决不应该是从传统文化中游离出来、和儒家文化相对立的东西，而中华性文化应该是在儒家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才能发展，二者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思考才合乎逻辑。

可是，我没有继续思考下去，长期以来，我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了。写文章，做讲演，往往也引用几句“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类的话，说明孔孟之道并不是一开始就搞性禁锢，可是是不是又以摧残人性、扼杀自由的面目出现呢？就模糊起来了。

在我小的时候，也读过《论语》等四书五经，不过不甚了了，父亲买过一套少年读物《中国历史名人丛书》给我看，第一本就是《孔子》，可是我并没有对之留下太深的印象，使我热血沸腾、向往不已的倒是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40年代末的上海放映过一个名为《孔子》的电影，演员都是当时电影界的“大腕”，五六岁的我去看过，那个电影有个主题曲：“《大哉孔子》我至今还会唱。颜回死了，孔子悲恸地仰天长呼：“天丧予！天丧予！”子路战死了，临死时还把帽带结好，说：“君子死，不免冠。”这几个镜头至今还历历在目，可是当时孔子在我心里还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以后，全国解放了，入团入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什么“大哉孔子”，而是“大哉马克思”了。“文化大革命”时代，“除四旧”，把革命领袖捧上神坛，更不会去推崇什么孔子。“批林批孔”倒没有使我彻底否定孔子，不过也增加了几分怀疑。

时光跨入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已年过七旬，在学术研究的海洋里已扑腾很久，学术环境的变化却使我越来越重视孔子，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了。这些变化主要是：

在中国大陆，这几年间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讲《论语》、研究孔子、研究儒家文化的书出版以百万计，而且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之一。2004年11月，中国的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的首尔举行了挂牌仪式，迄今为止已有155所孔子学院分布在了世界上的3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教育部已经着手在全球建立100所孔子学校，使孔子的智慧传播得更远。

国际上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较普通地认为，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圣哲。法国曾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写入宪法，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有人说，把外国先哲的格言写入宪法，这是第一例。1988年1月，历届几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才能维持和平共存时，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孔子思想，他们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00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上获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主要用于奖励在教育、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高级别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

以上这些评价都是世界少有的，作为中国人，我深深地感到自豪，可是作为一个性文化研究者，我又感到困惑。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历来是作为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作为性文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它是这么违背人性的健康发展，又怎么能流传千古，又怎么能在世界上都受到赞同与称颂呢？

于是，我和胡宏霞博士就开始研究孔子、孔孟之道以及儒家文化了。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以全部精力来进行研究，中国造诣很深的孔子专家实在太多了，要赶上他们殊非易事，我们只是性文化专家，而不是孔子专家，我们只能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孔子，剖析孔子，剖析孔孟之道，探索性文化研究中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使中华性文化在历史上扎根更牢。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孔孟之道越来越有兴趣了，而且感到对中华性文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认识到：

性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变化的，中华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逆主体文化而行，而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主体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的古人倡导“天人感应论”、“阴阳合一论”、“阴阳五行论”、“中庸之道”以及“‘道’与‘术’的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等等，看起来与性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都深入到性文化的骨髓中去了。

这些中华文化的特点，构成了中华性文化的特点。我们进行一些世界古代民族的性文化对比研究，发现中华性文化决不像古希腊那么浪漫，不像古罗马那么放纵，不像古印度那么神秘，不像古代日本那么粗鲁，而是很讲“礼”，最典型的话就是“床上夫妻床下客”，“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对性的态度则是“温、良、恭、俭、让”，连在文学方面的性交描述，春宫画中的性交描绘都是那么文雅、温柔与含蓄，和其他民族的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不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

儒家文化很提倡“礼”、“仁、义、礼、智、信”，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礼”就是一种规矩。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压迫了人性，可是儒家最初提倡的“礼”却是有它的很大合理性的。夏、商、周是中国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在野蛮时代，上下关系、男女关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方面都是无矩可循的，所以一些大圣大贤们把“制礼”即制定规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周公旦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人甚至把夫妻过性生活就称为“行周公之礼”。周公是孔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到了春秋、战国，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非常着急，极力提倡“克己复礼”，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套行为规范以约束自己，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因为它是一种社会需要。这和封建后世所倡导的封建礼教不完全是一回事，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丢掉了“礼”的合理内核，使“约束”走向极端，就完全变成了谬误了。性的约束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现代所倡导的“性文明”，归根结蒂也就是两个内容：“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自由反映出人性的需要，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要健康；控制，或云约束，反映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对于性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社会都要加以控制，但是不能像封建礼教那样控制，控制要合乎人性，要合理。

孔子学说中有许多合理的、合乎人性发扬、闪耀着智慧的光辉的东西，千古流传、世界公认是有其必然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批它是“大毒草”，否定了孔子学说、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传统文化，这真是丧心病狂，黑白不分，徒留历史的笑柄。现在推崇孔子、宣传孔子学说是对的，但是也不能绝对化。中国人（或云很多中国人）似乎有这个毛病，一推崇某个人，就容易走向迷信，走向神化。例如敬仰革命领袖，就把他捧向神坛，搞“两个凡是”，“一句顶一万句”；人们推崇鲁迅，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也把鲁迅著作说成是“句句是真理”，《鲁迅语录》的分量弄得和《毛主席语录》差不多了，但是鲁迅也说错过话，看错过人，做错过事，例如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他鞭挞封建礼教，不愧是一个反封建的英勇斗士；他说的“人活着，要吃饭，自然也要性交”，“在我的著作里，从不隐晦‘性交’二字”，这都是对的，但是他否定与批判张竞生，讽刺地说他提倡的性教育主张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却是错了。

对孔子也是同样。从性文化的角度看，孔子学说中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道出了人间真理，有许多真理还要继续挖掘，但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都是歧视妇女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周游列国行至楚国时，叫学生去向路边的一个阿谷女子要水喝，还十分注意这个女子是把一壶水先放地下，再让男子去拿，还是直接递到男子手里，这真是迂腐得可笑了。封建后世的儒家文化也正是把这些负面因素扩大、延伸开来，而变成“吃人”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孔子学说的时候，在推崇与肯定孔子的同时，一定要有分析，“半部论语治天下”实在太夸大了。孔子即使是“至圣先师”，也是人，即使有更高的智慧，也有人性的弱点，有其历史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对于他的智慧，要充分挖掘，为现代社会的文明建设服务（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甚至成为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对于他的缺失则要加以分析，如果现代人的智慧还是停留、局限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那个水平，那么人类这两千多年岂不是白活了？

最后我还想分清几个概念：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主体是儒家文化，但是二者也不能划等号，因为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道家文化及其他。儒家文化也不能完全和孔子学说划等号，因为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变化，有些变化游离了孔子的原意，削弱了孔子学说原有的闪耀着人性的熠熠光辉。儒家又涌现出许多不同的学派，他们对孔子学说的原意又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把孔子捧上了天，并加以篡改，把孔子学说作为一种工具，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我们去曲阜，参观孔庙，看到中国历代那么多皇帝给孔子那么多、那么高的封号和谥号，真令人惊讶不已；千百年来的孔府享有极大的封建特权，已经完全进入到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里去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而终未遂其志，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他的几十代子孙会这么“光辉”，大概在孔子生前是决不会想到的。

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呢？因为孔子学说对封建统治者实在太有用了。尤其是在宋朝中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天灾人祸，民变蠭起，外敌入侵，甚至于把皇帝都俘虏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亟需强化某种学说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抚平那些动乱，于是就选择了孔孟之道，而且还把孔孟之道改造成了“程朱理学”，大力推行。其实“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完全是孔、孟的原意了，例如，孔孟之道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完全正确的，“大欲”就是指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程朱理学”却极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要把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消灭掉，这不是和孔、孟的原意太矛盾了吗？“存天理，灭人欲”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可是这笔账不能算在孔子的头上。孔子生前如果知道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把他的学说篡改至此，一定也会大大摇头的。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要有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来统一国人的思想，集中极大多数人的力量，向着一个比较一致的目标前进。现代中国要用什么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孔孟之道。即使当今中国进入了商品经济社会也是这样，许多学者都撰文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仍需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孔子学说是不是有大矛盾，有你无他呢？不是。马克思主义历来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这正是告诉我们要重视研究孔子，正确地理解孔子。

因此，本书的主要思想是：要充分挖掘孔子学说中肯定人性、发扬人性的内容，挖掘那些被历史淹没了的东西，还孔子以真面目；对封建礼教是要批判的，但是不要批错了人；推崇孔子，但是不要神化，不要迷信。

最后还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只是性文化方面的专家，而不是孔子专家，我们只能从性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孔子，而很难窥其全貌。如果我们从事这项研究，出版这本书，能将人们对中华性文化的理解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对孔子研究角度作一点小小的补充，则是我们的大喜与大幸了。

刘达临

2008年8月30日初稿

11月10日修改

于上海万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