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性文化博物馆的艰难脚步
发布日期:2008-03-07

我们为什么要搜集性文物，举办这么一个性文化博物馆？这是个人的兴趣和癖好，还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都不是，这么做是一种时代发展需要，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办什么性博物馆，但是时代发展的浪潮把我们不断地推向前进，走了第一步，就不可避免地要走第二步；走了第二步，又不可避免地要走第三步……，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近20年来，这条性文化事业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我们可以算是呕心沥血，蹒跚而行，终于从崎岖险阻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那么就从20多年前的事情谈起吧！

一、为什么要研究性科学

1982年，我调入当时新建的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研究社会学，领导上分配我主要研究婚姻与家庭。研究婚姻与家庭，就必然要研究夫妻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有不少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例如，1983年暑假我带着三名学生去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作关于离婚问题的调查，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主要由于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而造成离婚的竟占到离婚总数的三分之一。

我接触了好几个婚外恋的案例，都是因为丈夫粗暴、野蛮，不能满足妻子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于是“红杏出墙”了。

在80年代前期，社会生活中性问题大量冒头并迅速增长，例如青少年的性早熟，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夫妻性生活不协调，卖淫，性病和性犯罪等，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注意。

我当时想，如果能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指导，不是能解除许多人的痛苦，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家庭，对后代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大有好处吗？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敢提“性”字，那么，别人不敢干的我来干吧！

从1985年开始，我把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性科学，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的。我写过不少文章，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我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向社会公开的性学系列讲座，组织了我国第一个性教育骨干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参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性学学会，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性学刊物……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我国的性学研究太缺乏必要的数据了，而任何学科如果没有量化分析，就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的数据来自实验室研究，而社会科学的数据来自社会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我大胆地组织了全国范围的两万例调查。

进行这个调查要涉及人们的许多隐私问题，要经历很多观念的冲撞，那真是困难重重，千难万苦，我几乎为之倾家荡产。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最后取得了成功，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性调查。这件事，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关注，西方有些国家都惊讶于他们认为在性方面“保守、落后”的中国人怎么能搞成这么一个大的调查？

调查的结论对我有很多启发，其中一个很大的启发是现代很多中国人的性观念来由传统文化，其中有不少非科学的东西还被人奉为正确、符合马列主义。要探其源而溯其流，只有很好地认识了中国的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不过，中国还很少有人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性进行研究。性是人类的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两大起源之一，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人口膨胀，生了那么多孩子，却总是谈性色变呢？第一个研究中国性文化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荷兰学者高罗佩，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中国老祖宗的情况为什么中国人不去研究而要外国人先研究呢，中国人难道都睡着了？

好吧，别人不研究的，我来干！

二、搜集性文物和建立性文化博物馆

研究历史，需要有文物来佐证，我就开始在我原来收藏的基础上，转向重点搜集性文物。干这件事有两个大困难，一是容易被误解，认为这是在搞“黄色淫秽”，二是要花很多钱，对此，我都咬咬牙，挺下来了。

在搜集过程中，我发现许多珍贵的性文物都被愚昧无知（当它是坏东西）而破坏了，又发现有很多珍贵的性文物都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还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在老祖宗手里还有这样的东西，甚至于现在还在继续破坏，我有过好几次极为痛心的经历。所以，我搜集性文物的动机，除了研究它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抢救的动机，不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有文化意义的东西被毁掉啊，不要把它们卖到外国去啊！

但是，靠我个人的力量来抢救性文化，那是沧海一粟，不自量力，必须唤起民众，宣传性文化。于是从1992年开始，我就在中国大陆30多个城市、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柏林、横滨、墨尔本、鹿特丹与纽约、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得到了舆论的极大好评。

在这个过程中，胡宏霞博士和我合作，共同搜集性文物，共同组织国内外的展览，一起探访许多有关性的名胜古迹，付出了很大力量，并在经济上为这个事业付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

在外的巡回展览办得太多了，我们总不能像大马戏团一样到处跑吧？这要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展品运来运去也容易损坏。有一些人对这个展览很有兴趣，想和我们合作办一个固定得博物馆，有一个固定的基地，当然好。

本来，我从1995年开始，借钱在上海市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房子，大约一百七八十平方米，陈列一些性文物，做我的私人博物馆，不公开开放，只作内部交流使用。从1999年开始，我们和南京路上一家企业合作，把性文化博物馆搬到了南京路，向社会公开开放，这是我们性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飞跃。

这个博物馆公开开放以后，社会舆论和国内外观众的反映是很好的，国内观众普遍反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文化课。”“想不到中国5000年的老祖宗都这么开明，我们现代中国人在这方面更不应该有什么保守和落后了。”海外和国外观众普遍反映：“看了这个博物馆，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国。”“性文化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因为国际上很多人把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建立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这七八年来国内外的报道长盛不衰，直到现在。这个博物馆的命运、我们的快乐与痛苦始终是舆论关注的一大热点。

我们这个博物馆之所以备受关注，还有许多原因。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需求，是一种人性，可是千百年来这种人性被压抑得太久了，现在我们研究性科学、提倡性文明的主要目的就是光复人性，“以人为本”。目前中国和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然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包括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和性生活的质量，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9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曾经把我评选为“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之一，从1994年到2007年，我为此在柏林、美国、印度得过四次国际大奖后两次是和胡宏霞博士共同获得的，也正是因为性的开明与健康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七八年来，国内外得媒体对我们不断地进行追踪报道，还因为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走一条非常艰难曲折的道路。性文化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不同，它不仅要承担传播知识的任务，而且要破旧立新，进行观念变革，所以开放与保守、进步和落后的观念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引起尖锐的斗争。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新旧思想杂陈，目前，千百年来的性禁锢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了，但是只开了一半。因为这扇大门已被打开了一半，所以性文化博物馆能够合法存在，但是因为另一半还没有被打开，所以面前的阻力还是很不小的。

这种阻力不是来自民众，民众对性文化博物馆的反响还是好的，而主要来自有关部门的少数干部。时代的发展已经使他们不可能公开地、明确地反对性教育、性文化了，但是在思想深处总感到“性”有些危险，所以对此不敢公开表态、表示支持，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我们在南京路上办馆时，地区管理部门认为“性”字不雅，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所以不允许我们挂性文化博物馆的招牌，以致许多国内外观众找不到地方；我们希望这个博物馆能成为个独特的文化旅游景点而列入旅行社的计划，但是市旅游管理部门把我们申请“旅游定点单位”的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答复，一压就是几年，我们想组织旅游团队参观的计划又落了空；我们想在上海找一个人气旺、又比较合适办博物馆的地方，已经谈妥了，可是由于个别官员的阻挠，又是功败垂成。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了中国目前性开放的现状：门打开了，路就铺在你的面前让你走，但是，必须披荆斩棘地去走，有时甚至还要戴着枷锁去走。

这些情况并不影响性文化博物馆的开业，但是大大影响了我们博物馆的收入。尽管观众来看过的都说好，但是观众这条路始终难以打得通，几年来，我们不得不负债经营，经常情况是我们的票务收入连付房租还不够。由于在南京路办馆经济效益不好，合作方和我们“离婚”了，我和胡宏霞博士不得不把这个博物馆迁至武定路，在武定路办馆整整三年（2001.5～2004.4），我和胡宏霞博士赔出去了一百六十多万元，非典期间胡宏霞博士卖掉了自己辛苦经营的钢琴厂，来挽救这个博物馆。

但是，时代与社会还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我们的性文化事业还是在蹒跚而行中前进。性文化博物馆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主要为此获得了四次国际大奖；我们的收藏从90年代中期的几百件增加到4000多件；我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了性文化博物馆的主馆，而且曾在国内建立了五个分馆；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支持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这些年来，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在国内、国外进行性文化的考察，收集了许多资料，出版了许多书以传播性文化，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出版了110多本书。

三、同里的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2003年7月，同里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一班人前来我们在武定路的性文化博物馆参观，并且表达了把这个博物馆引进同里的愿望。以后，我们就几次去同里考察。

同里是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属于江苏省吴江市管辖，离开上海有80公里。我们看来，这个文化古镇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它占地大，景点多，不像有些古镇自开发为旅游区以后就变得商业化、很喧嚣。它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那里有一座古园林叫“退思园”，是清代一个相当于现代社会省军区司令这样的一个干部退休以后所建的私家园林，园名则取古语“进则尽忠，退则思过”的意思。这个园林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情况在上海毗邻的古镇中是没有的。

同里镇的领导提供了几个地方，给我们挑选建馆，我们选中了和退思园只有一墙之隔的丽则女校旧址。丽则女校是1902年建立的专供女子读书的学校，当时还是满清王朝，为女子办学实在是一个开明之举，这是一个有十几亩地的古园林，有不少树木都有四五层楼那么高，其中有些古老的建筑都已经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我们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博物馆建立在这个在当时也开风气之先的丽则女校不是很好吗？而且，古代性文化又是和妇女的地位、人性的舒张和压抑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性文化博物馆和女校又是密切关联的。

镇政府投资了300多万元修建、改建了这个女校，下了大功夫。改建以后，室内面积有3800平方米，室外面积5200平方米，的确很不小了。我们在里面陈列了1700多件性文物和古代的性民俗用品，用以说明人类的进化、古代性崇拜、婚姻制度的演变、妇女的性压迫、性在日常生活中、性与文学艺术、性与宗教、古代的性教育、性保健、非常态性行为等内容。其中最古老的展品是9000年前的陶塑女神像，这个陶塑突出了女性身体和生育有关的部位，歌颂女性生育后代的功劳，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古人生育崇拜的思想。

民办博物馆是国家博物馆的补充，这话一点也不假，性文化博物馆更是如此。我们这个博物馆展示的一些物品，绝大部分都是国家博物馆不敢为之、不屑为之或是不能为之的，但是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发展使当代中国人不能不以一种开放的又是很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课题。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总把性和性交等同起来，认为办性文化博物馆就是办性交博物馆，真邪门。其实性文化的范围很广，研究性文化绝不只是研究性交，而且中国的性文化很含蓄、蕴籍，很多性文化是外藏内露，象征性的东西很多，要仔细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大有学问在。例如，一个5000年前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陶罐，上有蛙纹，这和性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人认为蛙的腹大、产子多，就把蛙作为生殖崇拜的象征。再如古代有一些伏羲、女娲交尾图，古人以“交尾”象征性交，伏羲、女娲这两位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既是兄妹，又有“交尾”的关系，这就说明在远古时代存在过兄妹婚。

由于同里有些居民对性文化不理解，从而对我们博物馆心存疑虑。我们迁至同里后，博物馆开张了，许多人来参观，一看之下感到文化品味很高，完全不是他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所以疑虑打消，负面反响没有了，这个博物馆开始在同里站稳脚跟了。

2004年10月，即我们把这个博物馆迁至同里半年后，在我们的园区建成了一个性文化石雕园，设有这方面的大型石雕70余尊，其中心雕塑是明代的一个老爷爷背孙子，还竖了一个大阳具，表明在古人的观念里，性就是为了传宗接代，老爷爷能抱孙子了，靠什么？就靠这个大阳具。

同里这个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与外国同类型的博物馆相比，至少有三大优势：一是这是一个完全由学者举办的性文化博物馆，不像外国的此类博物馆多为商业化，多哗众取宠，所以我们的文化品味与学术水平比较高。二是展品丰富，最古老的是9000年前的，同时5000年前的也有几十件，这是外国同类型的博物馆所难以比拟的。三是同里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地理环境和发展空间，观众不仅可以在我们3个展区共10个展厅内参观，而且可以在室外的性文化石雕园内徘徊、观赏，这个条件也是外国的性博物馆所十分少有的。

我们想利用以上条件，在几年内将这个馆建设成为世界顶尖级的性博物馆，目前海内外的观众已成倍增加，它的前途是光明的。